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洲各地设置了多个集中营，拘押了13万余名在亚洲生活的盟国侨民，其中包括大量女性和儿童。英文学界虽然已关注到这些被拘的平民，但大多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平民间性别、年龄、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的差异，模糊了不同群体在集中营内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其中，少部分研究讨论了香港、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等地集中营内的女性，对中国内陆被拘押的盟国女性关注较少。实际上，由于日方没有统一的俘虏管理体系，盟侨在各集中营的生存环境因时、因地而异，女性面临的困境及应对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个案研究，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各个集中营的运行状况，特别是女性对集中营侨民生存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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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区内2000余名盟国侨民被集中拘押于山东潍县乐道院，简称“潍县盟侨集中营”，这是日军在华北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外侨集中营。与上海浦东、香港赤柱等集中营相比，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构成较为特殊，成年女性数量过半，包括近400位与家人同住的家庭主妇和300余位女性传教士，其中100余位是教师和医护人员。相比于营内的男性侨民，女性留下了更多反映其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日记、回忆录以及食谱、绘画等资料。据此，本文将分析女性如何应对各种困难，在集中营内照料家庭，参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展示她们如何致力于将集中营生活“正常化”，同时，本文亦关注她们的精神世界以及她们如何通过书写缓解压力，保持士气。

潍县盟国侨民集中营

集中营内的饮食起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将与其交战的国家定义为“敌国”，生活在亚洲境内“敌国”国籍的侨民被迫登记身份、财产，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甚至遭受监视、审讯。1942年10月，日方决议将在华敌对国民集中拘押。之后，日方将仓库、学校、监狱、传教站等公共设施改造成“敵国人集団生活所”（Civil Assembly Centre），中文称“盟国侨民集中营”，将各地盟侨集中拘押。1943年3月20—30日，华北各地的侨民陆续被转移到潍县集中营关押。

潍县集中营前身是美北长老会建造的传教站，中文称“乐道院”，始建于1883年，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被毁，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至1941年，已有医院、教堂、学校、住宅等70余栋建筑。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日军进驻乐道院，驱逐了中国病患与学生，软禁了外籍人员。1942年6月，日军将乐道院全部清空。根据《关于在华敌国人等集体生活（草案）》，集团生活所的选址原则为能容纳大量人员且能与外界完全隔离。10月，考虑到乐道院大约可拘禁1500人，空间布局符合拘禁需求，日方将乐道院改造为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

潍县“乐道院”

在潍县集中营内，日方设1名所长（日文称“所長”，英文称“Camp Commandant”）、5名事务官（日文称“事務官”，英文称“Heads of department”）、3名监理课长（日文称“監理課長”，英文称“Police Officer”），有监督和最高决策权，另有30—40名警卫负责警戒，防范侨民在营内的“越轨”行为、与外界联系或出逃等。为节约管理成本，日方要求侨民内部选举成立饮食、住宿、劳动、教育、医疗等委员会，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各委员会向不同的事务官负责，接受后者的管理和监督。营内作息时间由日方严格控制，侨民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点名、用餐、劳动和就寝。维持集中营日常运转的体力工作均由侨民承担，包括准备食物、清洗衣物、抽水、制作燃料、清运垃圾等，即使是耄耋老人和童稚少年，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劳动。

对在华侨民而言，承担体力劳动本身即是一种惩罚。战前，侨民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在城市生活的侨民家庭拥有多位负责饮食就餐、洒扫清洁等家庭事务的仆人或短工；在内地乡村工作的传教士家庭，也会雇佣照顾婴儿的保姆、专职厨师和管家女仆。进入集中营后，所有体力劳动必须由侨民独自完成，其中，女性承担了过去仆人的工作，负责厨房和清洗等事务。

集中营内共有4个集体厨房，除医院特供厨房外，每个厨房供应400—800人的用餐，女性广泛参与到储藏、备菜、烹调、就餐分配与炊具清洗等工作中。因就餐人数较多且缺乏相应的炊事用具，厨房工作较平时更为困难。仅以备菜环节为例，每个厨房有15—20名女性从事备菜工作，她们需要长时间站立以处理大量食材，每天劳动结束时已是筋疲力尽。在清洗工作中，女性主要负责厨房的炊具与餐具、医院的床单被褥、教堂祭台桌布的清洗和晾晒。由于供应的肥皂一般用于个人清洁，留给洗衣房的肥皂极少，负责清洗的女性只得代之以大力揉搓，手指变得红肿、粗糙，冬季则受到冻疮的折磨。因人手不足，部分女性需要参与多项工作。来自英国的玛丽·斯科特（Mary Scott）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因为同时负责宿舍委员会和清洗厨房的工作，不得不在凌晨四点半开始忙碌，尤为辛苦。

侨民不仅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需要应对膳食匮乏等问题。战前，在华侨民延续了其故乡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结构、烹调习惯等。被拘押的少女乔伊斯（Joyce Bradbury）回忆，在青岛生活时，一般由母亲外出购买新鲜食材，交由雇佣的中国厨师打理，肉、蛋、奶类是三餐热量和营养所需重要来源，另有精心制作的面包和甜品。对他们而言，进入集中营意味着饮食习惯被迫改变。根据日方的工作报告，潍县营内饮食供应实行“配给制”，每月经费和供给总量不得超出预算，所谓的“供应目标”是使侨民所得的热量“仅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桂美德（Martha M. Kramer）是燕京大学营养学教师，1943年3月被拘押到潍县，同年9月被交换返回美国。她以1943年5—8月集中营的膳食供应为样本进行分析后指出，面粉提供的热量占比超过60%。1943年7月，瑞士驻山东代表埃格（V. E. Egger）访问潍县集中营，他在报告中提到，考虑到侨民需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供给的饮食难以满足其热量需求。

从饮食结构看，蛋白质供应量少且不稳定，据被拘者的日记，营内曾经连续十天甚至两周没有肉食，与战前的饮食结构相比，营养来源极为有限。牛奶仅供应病患与4岁以下的儿童，12天内人均牛奶供应总和仅为100毫升。食品匮乏导致侨民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甚至留下长久的后遗症。儿童的体重减轻，肋骨清晰可见，正值发育期的少女出现了闭经问题，低血压患者增多，甚至有部分成年人出现晕厥。30岁的赫芙（Elizabeth Huff）入营后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离营时体重已不足45公斤。

为弥补食物的匮乏，侨民与营外的当地村民开辟了“黑市”贸易，双方在熄灯后隔着围墙进行交易，侨民向村民购买鸡蛋、砂糖、小米、果酱、花生油等食物。与丈夫一同被拘押的英国人莉莲·凯西（Lilian Casey）逐件卖掉携带的刺绣、珠宝，购进鸡蛋等食品。单亲家庭的负担尤为沉重，玛格丽特·佩德森（Margarethe Pederson）为给3个孩子购买食物、补充营养，不得不为其他同伴有偿洗衣。身为母亲的艾达·塔尔伯特（Ida Talbot）在日记中写道：来自外界的补充物资缓解了食物匮乏的压力，否则仅靠营内供应，恐怕连“勉强度日”都保证不了。

此外，女性也利用有限的资源改善营内食材单一、三餐重复等问题。一方面，她们对水果、鸡蛋等稀有食材进行特殊处理，以延长食用时间：用苹果和梨子做成果酱，果皮、果核制成果醋，将鸡蛋和糖稀混合为可以涂在面包上的调味酱。另一方面，女性还利用本地食材制作甜点以改善单调的膳食。她们以潍县红枣为原材料学习制成中式枣糕，将高粱糖稀用作代糖，自制饼干、太妃糖等甜点。同时，为解决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骨骼发育问题，教师与母亲们将蛋壳磨成粉末喂养儿童以补充钙质。

日方不给集中营供应任何布料，侨民四季的衣物仅来自入营时随身携带的行李，成人缺少可更换的衣物，青少年的服装无法满足成长需求。鉴于此，女性裁剪、改制衣物，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穿衣问题：将长裤改成短裤、短裙加宽边变成长裙，延长衣物的穿着时间；或裁改旧衣为家人改制服装。由于缺少布料，女教师们将面粉袋做成围裙，把窗帘、桌布改制为学生衬衫，用毛毯缝制裤子帮助学生御寒。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芮玛丽（Mary Wright）被拘禁时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拆掉自己的毛衣为丈夫芮沃寿（Arthur Wright）织成圣诞袜子。同时，女性还尽力维持外表的整洁、美观。修女们利用铁盘晾晒衣物以保持平整，或用床垫将衣物压平。一些女性则在为数不多的社交场合尽可能装扮自己。1944年4月，营内一对侨民举行婚礼，一位观礼的女士坦言“我想要穿得更好一些”，并找出有限的服饰装扮出席。女性在集中营内依然不放弃对美的追求，展示了她们努力生活的态度。

在集中营，侨民的另一个困境是居住空间狭小逼仄，这样的环境不仅拘束身体，也折辱其尊严。未婚或独自入营者被分配在由教室或病房改造的公共宿舍内，床铺间距离不足0.5米。已婚人士居住在原乐道院学生宿舍，视子女数量可分配一至两间10平方米的房间。大部分女性习惯了战前舒适的生活，被拘禁后缺少个人生活空间，不得不忍受隐私暴露的难堪。芝罘学校学生戴爱美（Mary Previte Taylor）记述，自己的睡眠环境中充斥着“打鼾，打嗝，小解时冲击便盆的声音”。公共宿舍内的女性因生活习惯不同产生冲突，比如，部分女性指责修女的晨祷影响了他人，后者则斥责前者每晚的聊天搅扰了她们的睡眠，双方发生口角，最终不得不在宿舍委员会的安排下调换房间。

在居住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女性利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尽力改善起居环境。芝罘学校预科班学生与三位女教师被分配在23号楼内一个房间，因空间不足，教师带领学生白天将铺盖卷起，腾出空间用作教室或活动室，晚上打开被褥成为集体宿舍。在公共宿舍内，女性为了和谐相处，围绕睡眠时间、物品摆放、客人来访等交流协商，制定出统一的生活守则，解决了个人生活习惯不同的问题。在已婚家庭里，女性利用墙壁、柱子等可利用的空间收纳杂物，自制窗帘以保护家人隐私。来自美国的迈拉·斯科维尔（Myra Scovel）在墙上悬挂了一幅中国刺绣，她后来回忆说，她从中得到了精神慰藉，即使身在集中营，也“不会忘记还有另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温饱之外，营内女性还面临着独特的生理困难。在缺少生理期用品的情况下，女性用纱布、棉絮和厕纸自制可循环使用的卫生巾，尽可能维持身体洁净。已有身孕的迈拉·斯科维尔与家人一同被转移至潍县营，孕期反应激烈，由于没有床铺，不得不席地而卧，她只能自我暗示“要振作起来……学会忍受并保持愉快的心情”。身体好转后，迈拉参与了营内的帮厨和清洗工作，长时间站立工作令她疲惫不堪，唯一的渴望是“一把可以坐着的椅子”。孕期的迈拉对饥饿非常敏感，感慨“在所有清醒的时间里想的都是吃什么”，只能食用没有调味的面包勉强充饥。为保证腹中胎儿的发育，她也和学生们一起吞食蛋壳粉补钙。总之，女性不得不设法克服因生理或受孕造成的额外痛苦，竭力适应拘禁环境。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

女性参与教育、医疗和管理

战争导致的经济恶化、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了女性的性别角色，集中营内的侨民也不例外。战前，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侨民中，未婚女性可以外出从事教师、护士及速记员、秘书等工作，婚后大多选择回归家庭，无论社会工作或家庭生活，女性均扮演着支持他人的角色。而在潍县集中营内，女性侨民一方面延续了战前的社会分工角色，负责儿童教育、病患救治等工作，另一方面，在需要调动所有劳动资源的情况下，她们更积极地参与了侨民内部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战前的劳动性别分工。

战前，在华侨民大多将学龄儿童送往依照英美教育体系建立的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侨民子女就读的学校如天津英文学堂（Tientsin Grammar School）、北京美国学堂（Peking American School）、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等被日军占用，教学活动被迫停止，部分学生返回家中，另一些滞留学校的师生人身自由逐步受到限制，直至被转移至潍县集中营。其中，天津、北京与青岛等地的儿童随父母被拘押入潍县，而由内地会创办的芝罘学校的寄宿生因父母多在外地传教，只能与教师们（18位男性、50位女性）一起转移到潍县。

潍县营内拘押了500余名幼童和青少年，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尽可能减少战争对幼童的心理伤害，母亲们并未将拘禁的真实情况告知他们。英国侨民希尔达·黑尔（Hale Hilda）与6岁的幼女一同拘押入潍县，面对幼女“为什么睡在地板上”的疑问，希尔达假意欢呼：“这是一个野营地！”，感慨“你能告诉一个被贴上囚犯标签的六岁孩子什么呢？”面对瞭望塔的持枪警卫，希尔达对幼女解释，士兵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到外面“坏人”的伤害。作为母亲，她委婉地隐瞒了被拘禁的事实，尽力减轻幼儿的不安全感。同时，成年女性也尽量避免在青少年面前谈论战况消息。罗纳德·布里奇（Ronald Bridge）当年在集中营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据他回忆，外婆制止了外公在他面前表露对战况的担忧，安抚他一定会赢得战争，“我们将安全地回到家里”。随着战争的进行，食物供应开始减少，年仅10岁的戴爱美曾偷听到了一些被拘者的私下讨论，“不知是战争结束在先，还是因饥饿去世来得更快”。不过，她的女教师们却始终保持缄默，不在学生面前谈论战况，避免流露悲观情绪。

在集中营里，女性也为孩童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芝罘学校管弦乐队艾琳·巴奇尔女士（Eileen Bazire）带领学生排练曲目，试图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超越拘禁的困境。教师们引导学生认真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勉力生存：衣服要整洁、饮食要有礼，无论是食用集中营里的清汤寡水或罐头食品，都要保持成熟文雅的仪态。戴爱美回忆，在年幼的她看来，拘禁生活不过是日复一日地集合、上课、户外活动，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老师会安排一切来照顾我们”。1944年，一位女教师利用积攒的食材为戴爱美制作油煎苹果片庆生，与父母分离多年的她感慨“母爱就出现在眼前”。

集中营的封闭生活也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一方面，部分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变得模糊。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下，他们从公共物资中“拿”东西，甚至偷窃其他侨民的财产。另一方面，幼童生活在铁丝网之内，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知识与见闻有限，他们难以想象“香蕉”这一单词的涵义，也只能类比营内排水沟去理解什么是“河流”。换而言之，未成年人习得的知识、观念以集中营生存经验为基础，他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只局限于铁丝网之内。因此，侨民们认为有必要为适龄儿童提供应有的教育。曾获得奥运短跑冠军的伦敦会传教士李爱锐（Eric Liddell）编写《基督门徒训练手册》，帮助青少年笃定信仰。以女性为主的教师们尽可能延续战前的课堂教学。天津英文学堂、北京美国学堂的教师为6岁以下孩童开设幼儿园，并分别参照英式和美式教育系统为6—17岁的学生设立了不同课程。1943年9月，芝罘学校师生入营后，教师们继续组织授课。因营内没有教材和理想的授课地点，教师遂口述历史与科学等科目的知识点，在餐厅、地下室或户外教学。课程结束后，教师参考往年试题编写了牛津大学入学资格考卷，由学生在营内作答。战后，考卷和成绩获得牛津校方认可，部分毕业班学生顺利入学。

与潍县营不同，部分东南亚集中营实行家庭或性别隔离制度，成年人与儿童隔离拘押，未成年人的处境更为艰难。11岁的康妮·苏弗克洛普（Connie Suverkropp）与两个妹妹被拘押禁在爪哇，她在集中营内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还要负责妹妹的教育。拘禁导致他们与父母的关系疏远，甚至影响了其性格和日后人生经历。战后康妮返回学校，感到难以融入集体，“因为有2—3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接受教育，我比同班同学年龄都大一些，虽然我看起来还是一个少女，但在思维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年长的女性了”。与这些集中营相比，潍县营内已婚女性与女教师的存在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精神上的安全感。

原乐道院医院建筑空间仍可使用，女性医护承担起了集中营内的医疗救治工作。由于日方不提供任何医护人员支持，侨民只能展开自救。早期在营侨民中有近百位医护人员，其中有73位护士，多数是来华传教士。1943年8月，天主教传教士被转移至北京，9月，部分美国侨民被遣返，集中营的医护人员数量骤减，至战争结束时，营内仅有31位医护人员，其中医生8位、护士23位。日军接管乐道院后，清查、转移资产，拆卸医院用以消毒、加热的蒸汽管道，将X光机、手术器械等医疗设备转移。此外，在日方严格控制入营物资的情况下，营内缺少必要的医疗药品和器械，多方面因素的叠加，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难度。

女护士负责为住院病患更换敷料，协助相关检查、监测病情，同时也要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据卫理公会传教士普仁德（Margaret Mary Prentice）回忆，最高峰时，有35% 的住院患者因卫生条件恶劣患有痢疾或腹泻，令医护人员疲于应对。海夫人（Christine Helsby）肠道内壁患有溃疡，护士安排清淡、易消化的玉米淀粉为其特供三餐。布里奇因头骨骨折卧床，生活无法自理，需由护士协助。以女性为主的产科团队辅助妊娠、分娩与新生儿护理。潍县营存续的两年半时间里，一共有33位新生儿顺利诞生。医护人员也对濒死者进行临终关怀。1945年2月，李爱锐因罹患脑瘤病逝于营内。弥留之际，伦敦会护士步克安（Annie Buchan）始终伴其左右，给予了他可贵的临终关怀。内地会传教士希女士（Esther Nowack Hess）回忆，身为护士，自己每天“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需要的人”，艰苦的工作和糟糕的睡眠影响了她的精神状态。

除了教育、医疗之外，潍县营女性也参与到侨民管理等公共服务中。据学界研究，香港赤柱、马尼拉等地被俘女性多从事数据统计与记录等事务性工作。赤柱盟侨拘留营中，女性通常被排除在侨民管理理事会之外。在整个拘禁期间，仅有一位女性获选为理事会会员。另一位曾在换届时提名进入理事会的女性在正式选举中落败，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女人在营里没有地位……开会不需要女人”。与此不同的是，部分潍县女性如教师和传教士等，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她们在侨民委员会或管理岗位任职，负责劳动分配、监督等工作，展现出成熟的社交技巧与管理智慧。燕京大学教授贝乐思（Lucie Marian Burtt）担任劳动委员会女性劳工负责人，顺利解决了集体餐厅内食物分配不均的问题，改善了就餐环境。1944年初，二号厨房内部分侨民消极懈怠，偷窃事件频发。格拉迪丝·赫尔曼（Gladys Hermann）担任负责人后对渎职行为作出处罚，改善了二号厨房的工作氛围。

一些已婚女性和修女牵头组织了妇女互助协会（the Women’s Auxiliary Ideal Homes Exhibition Committee），定期讨论如何改善生活环境。以1943年6月的提案为例，协会讨论了熨烫衣服的需求、组织青少年俱乐部等问题。1944年初，耄耋之年的戴存仁（Herbert Taylor）身体有恙，协会安排一位女士帮助照料戴氏的饮食起居。考虑到医院人手不足，她们组织一些年轻女性前去帮工。此外，这些女性还在教堂内组织大型讨论会，主题为“我们从潍县生活中学到了什么”，邀请所有侨民分享在营内学到的生活技能，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为彼此提供精神支持。

也有女性依靠自己的工作经验，为其他侨民提供服务。海伦·巴顿（Helen Burton）曾在北京经营纪念品商店，到潍县营后，她申请房间开辟了“白象钟贸易站”（the Elephant Bell Exchange），供侨民进行物资交换。从遗留的商品清单看，贸易站主要供应毛线帽、手套及牙刷、牙粉等盥洗用品。侨民可以卖掉首饰折算成资金购买肥皂、厕纸，或用暂时闲置的衣物换取果酱，冬季则用罐头食物交换御寒的服装。贸易站帮助侨民将闲置物品流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供应压力。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

女性在集中营内的书写与社交

被拘押的盟国侨民除了面对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物资匮乏等外部困难外，还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首先，由铁丝网、持枪警卫组成的暴力景观从视觉和心理上对侨民形成威慑。已为人母的传教士慕马快乐（Glady Murray）回忆：“墙头上布着电网，荷枪哨兵往来巡行，情景真是触目惊心，今已入敌人手中无可置疑了。我心中的沉重和忧惧自不必说，不知下一步我们将被如何处置。”其次，日本警卫对中国人的暴虐行径也是对侨民的警告。1944年，警卫枪杀了与侨民从事“黑市”贸易的中国村民，放任尸体悬挂在铁丝网上不做处理，以恫吓营内侨民。再次，营内信息闭塞，侨民们无法了解真实战况，他们因命运未卜感到沮丧、焦虑。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加，甚至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自毁倾向。一位神父尝试割腕自戕，另一位年轻人企图服用安眠药结束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下去是每位侨民需要面临的挑战，女性更是如此，她们中的一些人尝试记录集中营的生活，留下了日记、食谱和描绘拘禁生活的画作。入营后，艾达自述有“强烈的作画冲动……即使它们不那么令人满意，但足以提醒我，接下来的几年我将在哪里度过”。这样的情感需求在各地集中营并非个例。研究香港赤柱营的学者爱默生认为，几乎所有曾被拘押于集中营的侨民在某些时刻都曾有过写作的计划。曾被拘押于东南亚战俘营的莱昂·莫里斯（Lionel Morris）坦言：“当时甚至想要记录所有的事件，以便将来能写得更详细。”

但是，在潍县集中营内写作、绘画并非易事。首先，营内缺少绘画和书写的纸、笔、颜料等工具。据莉莲·凯西回忆，为撰写食谱，她多方收集了食物包装纸、红十字会的单据等所有能找到的纸张用来打字。其次，可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女性的空闲时间仅限于熄灯前的短暂时间，艾达感叹“生活充满了杂务，夜晚来得太快了……我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最后，虽然营内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书写和绘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常受到日本警卫的阻碍。1943年7月，艾达申请临摹乐道院正门，虽然获得了行政长官同意，但绘画过程中仍遭值班警卫刁难。尽管困难重重，潍县集中营的女性仍留下了丰富的书写资料。

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她们在营内遭遇的困难与病痛。芝罘教师伊芙琳·戴维（Evelyn Davey）的漫画和日记描述了师生们的艰难：儿童的身高不超过厨房台面，却要从事帮厨工作；教师们要忙着清洗衣服；师生们双脚罹患冻疮，不得不使用冷、热水交替浸泡以减轻痛苦。1944年初，艾达在日记中记述了身患鼻窦炎的痛苦，“头痛得厉害”，“几乎要把我逼疯了”，咽喉也受到影响，“腺体肿胀，半边脸都肿了，整晚都在发抖”。由于长时间的拘禁，艾达感到“精力下降，出现可怕的眩晕感”，出现了贫血症状。1944年底，海夫人罹患伤寒，持续性高烧，“抖动得厉害，我两边床上的病人都睡不着”，后又染患奇痒难忍的麻疹，“突然就会全身发痒”。病情好转后，作者自述脸色憔悴，体重跌至42公斤。面对疾病的困扰，相比较而言，女性的感受更为敏锐，她们记录的痛苦也是对拘禁生活的控诉。

女性通过书写日记表达个人情绪和感受，创造私密的精神空间。1943年6月，以天气比喻心情，“我们是在极冷的天气里到达这里的，冷得我们都无法回忆起往常晚春和夏季的温暖”，并感慨拘禁时间之漫长，“发生了很多事情”，感觉“待在这里的时间比3个月要长得多”。从1944年初开始，艾达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战争结束的期望，9月底，因连日没有战场消息，“感到非常沮丧”，年末，她的失望情绪达到高潮，“我从未沮丧地想到圣诞节会在这里度过”。在日记中，作者也会表达对其他同伴的不满。1945年1月，潍县集中营收到了美国红十字会慰问包裹，因数量较多，侨民们希望包裹能够惠及所有人，但部分美国侨民决定独享包裹。艾达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不齿，“人们的贪婪和自私已经到了极点，让人大开眼界”。

绘画与书写是潍县营女性重要的精神寄托，展示了她们对和平、自由的向往。万卓志夫人（Gertrude Wilder）在拘禁期间创作的绘画作品《集中营西面的村庄》，将集中营的墙体与铁丝网隐去，仅保留了院外的视野：房屋与树木将画面一分为二，前景为绿色与黄色交织的大片田野，后景是淡蓝色的天空。艾达绘制的风景画《铁丝网外的乡村》，以乐道院门前的道路为中心，自右下角延伸至画面左上，道路旁是绿色的田野，向远方延伸，远景可见村庄房屋。两幅画作均表现出华北田野的宁静、祥和，展示出作者对营外世界的关注与渴望。

在集中营里，莉莲·凯西凭借记忆撰写了一份特别的食谱。按照食材分类，她详细描述了开胃菜、汤、肉类、甜点等多种食物的制作方法，涉及法国菜、意大利菜等多国菜肴。作为在华生活的英国侨民，莉莲在战前与其他盟侨交往中积累了多国烹饪知识，这份食谱并非对集中营食物的记录，而是再现了她对过去生活的美好记忆与情感寄托。多年后，为莉莲撰写传记的作家记述，“当她（莉莲）将自己写的作品借给其他囚犯阅读时，她又获得了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正是这样的“精神掌控感”，令她获得一种“虚弱的内在力量”，因而继续坚持下去。

进入集中营后，盟侨被迫切断了在战前社会积累的声誉、财富与人际关系，陷入近似真空的环境，对于其中的不少人而言，生活的意义已然失去。据燕京大学教师吉尔基观察，在维持集中营运转而分配的集体劳动中，部分侨民缺乏工作动力，“当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社会环境突然消失时，忽然之间，我们会发现自己虚空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了意义，我们的能量没有了动力……这些墙隔绝了我们生活的直接意义”。高夫曼在研究精神病院时指出，在被收容者的认知里，精神病院内的时间是被“夺走、浪费、摧毁的”，“是一段报废的时间”，他们容易陷入一种无意义感。在这一点上，集中营内的侨民与精神病院内的病患相似。

为应对这种空虚、颓丧的生活状态，妇女们积极组织社交活动，与其他同伴发展友谊，建立情感联系。方济会修女玛丽结识了长老会传教士赫约翰，两位隶属不同教派的传教士成为朋友，交流拉丁语翻译与布道仪式等问题。已婚女性将家庭房间打造为会客室，友人们在房间内玩牌、占卜娱乐，也会处理公共事务，妇女互助协会的会议即多次在胡本德夫人（Mabel Hubbard）房间内进行。劳动结束到熄灯前，侨民利用短暂的可支配时间，组织讲座、音乐会、体育比赛等休闲活动，女性广泛参与其中。女教师团体有一定的乐器演奏基础，燕京大学教师苏路得（Ruth Louise Stahl）演奏钢琴，玛丽·斯科特（Mary Scott）担任了音乐会的单簧管乐手。妇女们主动组织每周舞会，邀请有舞蹈经验的侨民作为指导，为营内年轻人提供休闲娱乐。女性也组织了专门的垒球球队，队员之一斯科特自述在球场上感到自如，因为在集中营内，“没有人认为一个30多岁的女人打球是奇怪或者不体面的”。总之，女性在家庭房间内开展聚会，组织参与音乐会、舞会和体育活动等，这些社交活动带有休闲色彩，成为单调沉闷的拘禁生活的重要调剂。

部分女性尝试寻找情感慰藉，发展恋爱关系，拘禁生活不再仅仅是单调与艰苦的忍耐，也有值得期待的时刻。她们自叙这样的陪伴可以在“沉闷、无法预知未来的生活中感受到爱与被爱的感觉”。拘禁期间，潍县营内至少有10位侨民从恋爱走向婚姻，30余位新生儿诞生。有学者认为，怀孕、分娩是“对生育能力和女性气质的公开展示和肯定”，集中营内的新生儿象征着被拘侨民的未来和希望，是对日本人的一种公开反抗。

山东潍坊潍县集中营博物馆雕塑

结语

长久以来，尽管女性在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战争依然被认为是男性的“事业”。官方的叙事文本中，较少听到女性的声音；战争史研究则更多关注战场前线和重要军事、政治事件，使用诸如政府档案、士兵日记等以男性为主角或出自男性之手的历史资料。相对而言，战争中的女性大多被遮蔽和忽视了。但如果将研究视角从战场前线转向后方，从军事战斗人员转向被战争影响的平民，就会发现，被战争波及、裹挟的苦难人流中，女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被拘禁的女性而言，战争意味着匮乏的物资、日渐孱弱的身体和逐步累积的精神压力。在潍县集中营内，女性为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勇敢斗争，也影响了其他侨民的生存状态。女性照料人们的饮食起居，不仅从事清洗和厨房工作，而且参与公共服务，男性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重体力劳动。营内的性别分工与战前社会既有延续性，也有一定的突破，有助于侨民更快适应拘禁的生活环境。已婚女性和女教师们为孩童营造了更多的家庭氛围，创造了未成年人与战争的“缓冲区”。相对而言，其他集中营如浦东营拘押男性居多，营内没有家庭住房，只有公共宿舍，被拘侨民没有隐私和个人生活。而在爪哇、苏门答腊的性别隔离集中营内，男性与妇女分开拘押，儿童不能和父母一同生活，营内劳动和生活没有传统的性别、年龄分工，无论是男性、妇女抑或儿童，被拘禁者不得不身兼自我管理、劳动者、被奴役者等多重角色，儿童被迫成为“成年人”，日常生活充斥着繁重的劳动，生存压力骤增。相比而言，得益于大量女性的存在，潍县集中营的侨民可以维持一定的家庭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交活动，日常生活相对“正常”。

潍县集中营内的女性在艰难求生的同时，还通过各种书写和绘画记录了她们的困境和伤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这一行为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她们有意识地利用珍贵的写作材料撰写日记，记录身体状况和个人情绪，进行自我观照和自我表达，进一步在集中营内支撑自己。绘画则展示了她们对于铁丝网之外世界的关注，表达了她们对自由与和平的向往。食谱往往与家庭生活、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女性通过撰写食谱得以还原这一熟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氛围，维系原有的文化身份，并保持士气。总之，无论是改善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还是以书写表达自我，都是这些女性试图将拘禁生活“正常化”的努力，展示了她们生存的韧性。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罗蕊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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